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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地樓宇的實用及建築面積向來存有差異,恐怕已有恆三十多年,但發水樓一詞,應該是近年信報社長所創。現今資訊發達,99%的資料都可以在互聯網獲得,只要利用恒生的網上估價服務,就可以查察熱門樓宇的實用率,以落成年代分類,實用率不斷下降,例如:太古城(70年代,90%),黃埔(80年代,87%),海怡(90年代,79%),千禧之後,普遍只有76%。
實用率是買賣樓宇的基本知識,新樓實用率偏低,更是人所共知,加上樓書必定載有實用面積,有能力負擔數百萬的買家,沒可能不知所購單位的實用率〈國內買家除外〉。我以為報章喜將實用不足,改稱發水樓,大概是認為發展商賺得太盡,發水一詞又可以討好未能置業的讀者。物業發水可以說是幾十年來的常態,亦是買賣雙方都清楚了解的資訊,將發水程度規限,除了滿足政府喜歡規範的惡習外,對買賣資訊及樓宇價格根本沒有影響。
首先,樓宇發水方法,根本是發展商共知的技倆。全部在競投買地時,亦必定充份考慮發水效益,以決定自己最高出價。如果政府限制發水程度,例如要減低20%發水率,令發展商收入減少20%,其影響必然令發展商減低出價,最終會完全反映在賣地價格上。收緊發水程度,首先會減少政府賣地收益。
至於減少發水率,會令市民購得更多實用面積,我認為是發夢冇咁早的想法。買賣ABC法則,售價與成本沒有必然關係,以自己小企出售的產品為例,售價從來取決於市場競爭(包括競爭對手及買家能力),毛利率可以由5%至80%不等,成本?只供參考而已。
同樣,發展商賣樓亦以賺盡為目標,樓價只取決於質素、競爭及買家能力,投地時的呎價便宜與否,根本與買家無關。以現時市價$1000萬的1000呎單位為例,只有750呎實用率,但新例的1000呎單位將會有900呎實用率。如果你是發展商,還會以$1000萬出售新單位嗎?如果真以$1000萬出價,輪候買家恐怕會由九龍排到深圳,最終售價必然遵從市價,大概會提升至$1200萬左右。最終價格只會依從市場價格,買方不會因新制而獲利。
實用及建築面積必須清晰在樓書說明,但政府今次要順乎民意,嚴格規範實用率,我以為就沒有必要。在缺乏彈性的條例下,我估計一些環保設施例如露台等,可能從此絕跡。而規範發水程度,根本只是朝三暮四的做法,對發展商固然影響輕微,對買家更是無甚了了,硬要說成甚麼德政,實在是過份吹捧。而硬性規定樓宇呎數以實用面積計算,其困難程度大概等同推行十進制,推行三十年後,街市還是堅持市斤而非千克。
要了解最低工資對飲食業的影響,最切實是參閱年報,分析營運數據。我查看大家樂上月發出的09/10年報,竟然沒有列出人工支出,反之其08/09報告則有人工支出,未知是否有心人明知風頭火勢,即時刪去敏感資料,以免大老闆尴尬。
反正08/09財務報告與09/10的收益接近,其數字亦有相當參考價值。以全年47億的營業額,毛利及純利名為16%及9%,表現相當不俗。各類支出當中,最大三類為材料、人工及租金,分別為總支出的36%、27%及12%。
原來租金只佔總支出的12%,與一般人的看法相去甚遠。大家樂店鋪以租用為主,因為連鎖快餐店能帶動商場人流,大業主普遍願意接受較低租金。如果將此因素考慮進去,小型的快餐店的租金支出亦應該是20%左右,比一般人感覺的租金比重低很多。個別餐廳抱怨租金支出龐大,佔總支出逾半,最大原因可能是經營不善,在營業額不足下,材料及人工自然遞減,而固定支出的租金,就變成最大支出了。如果餐廳覺得鋪租支出過大,首要檢討是否經營不善(相對其他成功對手而言),競爭力不足所致。
大家樂的人工支出佔27%,其中大約三成支出是管理階層,包括寫字樓及店鋪的經理、主管及廚師,不受最低工資影響。以另外七成而言,如果將現時約$24時薪增至$33,即增加38%,全公司人工支出約增加26%,其他因素不變的話,稅後純利約減少58%,面對如此大的利潤跌幅,大家樂老闆要發盈警,亦合情合理。
但作為高薪管理階層,如果就此束手就擒,未有開源節流措施,大老闆就不配每年千萬的報酬了。節約方法包括將利潤較低,甚至由賺變蝕的店鋪關門。另一考慮就是加價,因為其他對手都面對同樣問題,亦一樣有加價壓力。假設客戶數目不變,只要加價5%,就可以抵銷$33的最低工資,若最低工資訂為$30,則只需加價3.5%而已。如此較微加幅,加上其他同業效法,對客量影響輕微,盈警亦變得杞人憂天了。
本地人工月薪中位數一萬,將在職人口濃縮為一百人,即全體收入$100萬,但下四分的25人只能賺取$10萬,而上四分的25人則可得約$40萬,中間的50人則大約平分另外$50萬。
最低工資會減低就業流動性,令整體收入降低,$100萬的總收入可能減到$98萬。下四分的25人,因有部份工種流失,大概2人要接受失業,而另外23人則會加薪,收入由$10萬增加至$12萬,而失業的2人則要領取$1萬的社會保障。來來回回,社會整體收入減少$2萬,而又有$3萬轉到低下階層,上四分人士最愛影響,收入將由$40萬減至$35萬,平均減少13%,最終會通過稅款及消費增加支付。
政改爭議之後,最低工資將是下一個爭議戰場。自己一向對最低工資都有保留,覺得是社會主義產物,只有部份低薪市民受惠,但卻阻礙自由經濟發展,令整體競爭力減低,最終會是全民受害。
社會經濟增長,雖然整體財富上升,但人民收入會變得兩極化,令高低差異更大。對於先進城市而言,引入最低工資,變相增加高收入人仕負擔,從而資助低收入人仕,其實可以看成一種間接稅種,改善貧富懸殊。如果對整體經濟沒有影響,則可以看作財富共享,本來無可厚非,但最終若削弱社會競爭力,則要另作別論。
相對於其他先進城市,香港的勞工市場尤為特別。本港過去十多年的入境政策,令每年有兩三萬的內地婦女移居香港,對於這些低技術的年青一群,不少因為家庭狀況,都要投身本地勞動市場。有人認為她們對三百萬的勞動市場影響有限,但考慮到她們只能擔當低薪職位,對此階層提供大量人力供應,亦直接令她們的收入每況愈下。就以有二十多萬僱員的飲食業為例,人力供應增加十萬八萬,足以令業界薪金長期受壓。
大陸及世界各地人口,如果從鄉村搬到城市工作而未能適應的話,大可回流鄉村。人民可以按照自己的能力,選擇適合自己工作的地方,人才亦得以自由流動。但對於移居香港的婦女,普遍已經取消內地戶籍,就算在港前路崎嶇,但因為後無退路,最終只有負隅頑抗。再加上本地民綷主義高漲,民選議員亦努力鑽營,基層社會怨氣隨之而增,最終窒礙社會發展。
自己在快餐店或酒樓用餐,對服務員亦不時感概,自問何德何能,收入可以十倍於她們。儘管自己的智商可能較高,但那只是運氣使然,就算自己亦曾努力讀書及工作,但相比她們的超長工時,付出實在多不了許多。無論左算右算,除了運氣及社會制度外,其他的解釋都顯得牽強。而各項社會制度,都是由所謂智者設計出來,自然會對自己更為公平。
以本港情況而言,實施最低工資,亦變得有理有據。但不少商家及快餐業老闆都高聲抱怨,措施最終會令公司收入大減,輕則會發出盈利警告,重則難以維持,最終將引致失業問題。我同意最低工資雖然可以幫助部份低下階層,但亦會增加失業率,令政府福利支出上升,但程度若干現時就難以估計。而對於快餐業的影響,反而可以從最新營運數字估算,以解老闆們的憂慮。

都市中的一點綠洲,穿過了竟是全城最喧鬧的地方。
晨早的清新空氣,為每天工作注入動力。